1980年《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商业部部长(转载)

安俚诔

2008-10-27 10:54:52 中国青年报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搞特权的干部。当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是28年前《中国青年报》抛给读者的问题。
　　  谁在搞特权？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搞什么特权？他在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
　　
　　面对这样一位“职高权大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当时20多岁的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找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又到市服务局“上访”，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原本这已“内部”解决，但是，《中国青年报》却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这是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采写这一报道的记者马北北今天回忆说，“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
　　
　　  当时，马北北只有25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时任副总编辑的钟沛璋经过慎重权衡，决定展开调查。“最多就是把副总编的职务撤了嘛。”钟沛璋事隔多年后回忆说。
　　
　　  那时，《中国青年报》正开展“怎样认识人生意义”的人生观大讨论。“待业青年”等词汇经常出现在报面上。一家工厂开舞会，书记厂长与青年共舞，这样的新鲜事也可以登上头版。党中央刚刚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育一个孩子。而那时的《中国青年报》，一份只卖4分钱。
　　
　　  那是一个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故事津津乐道的年代，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当时的报上还记载着邮电部部长嫌“红旗”牌专车太费油而坚持要换一辆普通轿车的典型事迹。那时人们对领导干部走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深恶痛绝，“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斥之以“搞特权”。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钟沛璋说。编辑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日不出刊）。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
　　
　　  这一天，报纸头版最显著的位置给了这篇《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的报道，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天清晨，一列从西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旅客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有人记录下这样一幕:“正在吃苹果的解放军战士，把正咬着的苹果放下，伸直了脖子细听，正收拾行装的干部停住了手，整个车厢立刻静下来。”一播完，“整个车厢里嗡地一下子议论开来。许多旅客连声叫好，有几个人高兴地鼓起掌来。”
　　
　　  就在那时，王磊也听到了电台里的播报。他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同时，王磊在写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的信中称，“听广播之后颇受教育，也颇惭愧，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店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
　　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当即闻风而动。粮食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进行了连续而密集的报道。
　　
　　  随后一期的报纸，头版极其罕见地刊登出两篇社论。共青团一个重要会议刚刚召开，《中国青年报》理所当然发表了社论。但这一次，它被安排在了一侧，因为最重要的位置给了另一篇针对陈爱武事件的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报社随后派出数名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各大饭庄。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报纸头版共刊发社论3篇，其他评论3篇，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报道数十篇。
　　
　　  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轰动”，《人民日报》和多家报纸纷纷转载。黑龙江双城一位读者特地打来电报赞扬陈爱武精神。浙江绍兴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从‘看破红尘’中解脱出来了。”南京一位读者欢呼道:“民主化的曙光出现了。”
　　
　　  这些报道、评论和读者的讨论逐渐深入到对制度弊端的反思上。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制度不改革，歪风难刹住。”另有报道引用上海和平饭店团委书记的观点说:“为什么人人明知这个秘密，却就是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里有习惯势力的影响，但根本问题在于缺少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能不能建立弹劾制度？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的问题，报纸能不能直接加以揭露？”
　　
　　  有人问:“你们这样点名批评，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和来头？”10月18日，这家报纸的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作出了回答:“的确是有背景，有来头的。这背景就是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这段摘自同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话，在此期间，被特意突出地印在其中一期报纸的头版上。
　　
　　  11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的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
　　
　　  “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他在文中写道。
　　
　　河北蔚县事故中被收买的记者是谁？
　　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井下炸药爆炸事故发生后，在矿主的买通下，当地官员与记者收取了好处费、掩口费，使这起特别重大伤亡事故瞒报达两个月之久。(据10月24日新华社报道)
　　  
　　  作为同行，我们对记者也被买通感到异常的愤怒与耻辱。
　　记者这一行业虽然号称“无冕之王”，但实际上无拳无勇，唯有手中一支笔。之所以这轻轻的一支笔能够被称为“舆论监督”，不是因为记者掌握着别人不能掌握的文字技巧，而是这杆笔的背后承担着社会责任。记者的任何报道，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
　　  
　　  曾经有地方的顺口溜说“防火防盗防记者”，从正面的意义上说，如果记者能够让不法的商人与不作为的地方政府产生这种恐惧，就是记者职业生涯莫大的荣誉。如果这话是针对那些以自己不作为、乱作为而换得金钱的记者而言，那记者就是“帮凶”。
　　  
　　  作为记者，要牢记肩头的社会责任，要坚守从业的职业道德，就如同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记者，要牢记职业道德与良知是唯一的武器，只要有这个东西在，就有无数的手在背后支撑着我们，记者就可以面对种种特权与黑暗而心无所惧。
　　  
　　  能否公布这些记者的名字与单位以为后来者戒？不是说想让他们出来作为示众的材料，而是让所有的同行心有警惕，知道放弃了职业道德与自尊后，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
　　  
　　  因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通过自律来维护行业形象，净化行业队伍，另一方面，也希望看到法律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影子，让那些面对生命遇难时仍在数钱的记者受到严惩。
　　  
　　  □石兆(北京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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