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伯的“反右分子”冤狱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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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在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造成的不幸后果是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右派分子”身份，使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当年我大伯正就读于湖北省阳新县白沙中学，正值16岁。
　　是年，大伯与陈绪正、桂贤德等几名同窗学友共同计划成立“中国光明党”组织，旨在效仿史上的康有为先生向党中央提出政治改革建议，其中包括“一党执政，多党协商、政企分开”等建议，并形成书面文字呈递给时任校长，再由其向上一级单位逐级递交。但在当时“反右运动”的大背景下，人人自危，言论禁行，有人将此事向有关部门告发。为此我大伯及其他成员被阳新县法院定为“右派分子”，还在计划中的“中国光明党”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同年12月27日我大伯及其他成员遭到阳新县公安局逮捕。
　　逮捕后，县公安局完全不顾大伯当时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竟然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非要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还哄骗说其他成员均已招供了。同时在那一年当时政府煽动不明真相的乡人把我家给抄了，抢走了大量粮食，还打砸家具。那一年我爷爷和奶奶抱着才1岁的爸爸流浪在外乡过的年。
　　两年后，也就是在大伯18岁时被正式关进了汉阳监狱，随后又转入到沙洋农场劳改。爷爷和奶奶于是每年辗转于阳新和沙洋两地，风餐露宿，也不知跟着受了多少苦。直到1984年3月12日大伯才被宣判无罪释放，但拿到手的仅仅只是一纸无罪释放通知书。
　　这长达27年的政治迫害和歧视不仅让他们从意气奋发的青春年少蜕变成了碌碌无为的迟暮之人，黄金人生就这样在冤狱中虚度而过；更使得他们及家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打击。
　　大伯在1984年无罪释放回到了阳新老家，但这20多年的劳改生活让他与世隔绝得太久了，与家人也已少了许多共同的语言，社会的变迁更让他难以适应，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养老保障。
　　如今大伯已至古稀之年，身体已是一年不如一年，仍是孑然一身，没有妻儿，没有来自国家的养老保障。
　　前不久回了趟阳新老家，偶然间看到了大伯写的几句文字：这自始自终是一起冤狱，将一个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毁了我们一生，但我总是一个持乐观态度的人，我相信历史，相信法律的正义，相信当代法官的公正，总有那么一天给我案件彻底平反。这是我大伯今生最大的心愿。
　　这长达27年的政治迫害和歧视换来的只是一纸无罪释放通知书，如同戏言，但对大伯他们来说却是穷苦、潦倒一生的代价，此情此景生不如死，如同草菅人命。
　　在此我强烈要求湖北省及阳新县有关部门给予这起冤案彻底平反，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这起冤狱国家赔偿和人道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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